皆是“坐而言,可起而行”的实用之学。顾氏的经世致用之旨,对乾嘉学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,这是历来学者们纷争最多的一个问题。其中比较通行的观点是,认为乾嘉学者背离了顾氏经世致用的精神。这种“背离”说的基本论点是,认为乾嘉学者皆沉溺考据,埋首故纸,博古而不通今,论史而不议政,因而泯灭了清初学者的体国忧患和济世情怀。这种观点就乾嘉时期思想界万马齐喑的现实来看,确实不无道理,但如若细究当时学界的文化境遇和学者的文化心态,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。

  首先,乾嘉学者沉溺考据,埋首故纸,从消极方面说,固然有其远逃现实,洁身避祸的一面,但从积极方面说,这种刻意的逃离和有意的回避,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据学者对正统理学的漠视和冷落,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无言的抗争和顽强的抵触。清朝自倾覆朱明、问鼎中原以来,为了征服汉民,稳定人心,一方面大兴文字狱,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推行高压政策,不许知识分子议论朝政;另一方面则竭力表彰理学名臣,大力扶持宋明理学,企图以理学立国,来笼络利诱汉族士子文人。然清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,并未得到思想学界的响应。

  终清一朝,理学虽然一直高踞庙堂,但却受到了大多数有骨气的学者的唾弃。与理学的日趋沉沦相比,委身山林的汉学或朴学却在乾嘉时期异军突起,一跃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,以至清廷为了拉拢学界精英,亦不得不转而褒奖汉学。当初顾氏在民族沦亡之际,曾猛烈抨击日趋衰微的理学,他除了出于学理上的考虑之外,更重要的是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。到了乾嘉时期,理学以高踞庙堂之尊,仍然受到学界精英的坚决拒斥,除了学理上的需要之外,恐怕亦不能说其中完全别无乾嘉诸儒之深意。

  其次,乾嘉学者训诂旧籍,不论今事,博稽故实,不议时政,并不表明他们必然摒弃了定邦安民的经世理想。由今日学者的眼光来看,钻研故纸的学问确实离现实最远,与用世无缘。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乾嘉学术,就无法解释清代学者为什么一面激烈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,一面大力提倡在许多人看来最不济用的训诂考据之学。事实上,乾嘉学者对训诂考据的意义有着与今日学者完全不同的认识。自顾氏提出“读九经自考文始,考文自知音始”以来,稽古通经明道救世就成为清代学者所共守的学术路线。

  顾氏曾说:“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,盖必自其发言始也。”又说:“傅说之告高宗曰:‘学于古训,乃有获。’……不学古而欲稽天,岂非不耕而求获乎!”在他看来,经史典籍乃礼乐德刑之本,文治教化之源,因此,稽古可以明道,经术可以经世。所以,他之提倡音韵训诂、辨古考史,就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古代文献,描述古史陈迹,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,考察历代治世得失,即他所云“意在拨乱涤污,法古用夏,启多闻于来学,待一治于后王”之谓也。顾炎武这种训经明道,考史鉴今的学术理念,亦为乾嘉学者所崇奉。

  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与顾氏的经世胸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,然细究其本末源流,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学术理念和相似的学术心态,其间的联系可谓薪尽火传,从未断隔。上述可见,顾炎武对乾嘉学派的影响既深且广,称其为乾嘉宗师是当之无愧的。

  治学门径

  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,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之根本。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,其言曰:“读九经自考文始,考文自知音始。以至诸子百家之书,亦莫不然。”在他看来,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,知音才能通经,通经才能明道,明道才能救世。故他以阐幽扶微之心,抱明道救世之志,发明古音,考正古韵,开辟了清代学者以音明经,通经明道,明道救世的学术路线。

  其后,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,并把由音韵以通训诂、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。顾炎武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,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。他善于以札记的形式,通过排比资料,相互参照,而发现问题,提出疑问,继而广征博引,援古证今,以批驳舛谬,辨正疑误。潘耒称其“有一异议,反复参考,必归于至当;援古证今,必畅其说而后止。”

 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谓其“每一事必详其始末,参以证佐,而后笔之于书,故引据浩繁,而牴牾者少。”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,包括重纂辑、明流变、善归纳、求证佐、躬实察等等,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。如钱大昕仿顾氏《日知录》之体例,作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二十卷,于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典制、职官、氏族、金石、舆地、天文、历算、辞章之学,皆造其微。阮元称其书“皆精确中正之论,即琐言剩义,非贯通原本者不能,譬之折杖一枝,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。”

  钱氏又撰《廿二史考异》一百卷,运用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,辨正古史,考证史事,祛疑指瑕,拾遗规过,考史之功,最享时誉。王鸣盛作《十七史商榷》一百卷,对十七部正史改讹补脱,去衍勘误,考事迹之虚实,辨纪传之异同,诠解蒙滞,审核舛驳,最为精审。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,编为《蛾术编》一百卷,其书辨博详明,学风亦直承顾氏。

  赵翼撰《廿二史札记》三十六卷,评判史书体例,正读文字讹误,补缺订伪史事,比类综合史料,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,考据尤为精赅通贯。他曾自云“或以比顾亭林《日知录》,谓其身虽不仕,而其言有可用者,则吾岂敢。”此虽赵氏谦逊之言,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宗。他又撰《陔余丛考》四十三卷,于经义、史学、掌故、艺文、纪年、官制、科举、风俗、丧礼、器物、术数、神佛、称谓之属,皆详加探究,颇能综贯异说,考竟源流。

个人著述

  顾炎武阅历深广,学问渊博,著述宏富,今可考见者已有50余种,代表作有《日知录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肇域志》《音学五书》《韵补正》《古音表》《诗本音》《唐韵正》《音论》《金石文字记》《亭林诗文集》等。他于经史百家、音韵训诂、金石考古、方志舆地,乃至国家典制、郡邑掌故、天文仪象、水利河漕、兵农田赋、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,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。在音韵学上,考订古音,离析《唐韵》,分古韵为十部,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,有承前启后之功,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。
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,存各体诗412首,其中包括徐嘉《顾诗笺注》的《集外诗补》中所收的4首佚诗。顾炎武生当乱世,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,形成了沉郁苍凉、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,精神骨力,接近杜甫,成就很高。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,他的书信笔锋锐利,议论文简明宏伟,记事文如《吴同初行状》、《书吴潘二子事》等。

人物生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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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炎武的诗文

万事有不平,尔何空自苦。

长将一寸身,衔木到终古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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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美 精神

十载江南事已非,与君辛苦各生归。

愁看京口三军溃,痛说扬州十日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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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君前自广州来,泷水孤云万壑哀。两路攻虔皆不下,一军守岭竟空回。

同时金李多骁将,遗事江山只战台。独有临风憔悴客,新诗吟罢更徘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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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龙化为鱼,一入豫且网。愕眙不敢杀,纵之遂长往。

万子当代才,深情特高爽。时危见絷维,忠义性无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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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处平舒道,西风卷夕云。空留一片璧,为遗滈池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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亘地黄河出,开天此一门。千秋凭大禹,万里下昆崙。

入庙焄蒿接,临流想像存。无人书壁问,倚马日将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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